在这繁杂多变的时代，碎片化信息占据了各种闲暇时间，形色匆匆的各色人等，充满欲望和骄奢的情绪，能抽出两周的时间，系统学习了《枢纽》这本书。感谢自己的不自量力，每天日更文章的压力，让我静下心来，把这本既晦涩，又包含隐喻的中国跨年史认真学习完。这本书是某个几百亿管理规模的私募大佬送给我的，其实投资是经济问题，同时又是政治问题，如果不能深刻思考中国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就不可能具有长期投资的理念，无论你看好或者不看好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必须要有多角度思考的眼光，从中国历史进程中找答案，从中国近代史中寻找中国经过甲午战争等一系列惨痛经历后自我蜕变、重新崛起的决定性因素来思考，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与世界经济贸易关系中得失来客观分析。不盲目自信，同时又不会自我否定，中国所处的地理空间、人口规模、庞大而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世界第二的经济体量注定了中国对这个世界的巨大影响力。中国如何认识自己，决定世界如何向前演化。作为一个普通人，注定不会“仰望星空”，也许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是个人的精神自觉也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同时深度思考，也许会“管中窥豹”，在精神觉醒的同时，对于社会的演化有更清醒的认识。

　　一、中国作为国际经贸新结构中的枢纽地位不可逆

　　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出现某种今天无法想象的新技术，否则没有什么新的制造业集聚区能够崛起而与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进行全面的竞争，更加可能的是现有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第一循环，中国向西方国家出口制成品，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以及各种高端服务业贸易;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第二循环，中国向发展中亚非拉国家出口制成品，从后者进口原材料，两个循环通过中国联系起来。这一结构转变的过程，使得中国从旧结构当中的“边缘”地位，转换为新结构当中的枢纽地位，其作为世界秩序的中介性力量，无论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都开始受到这个中国成长所推动的“双循环”结构的影响。

　　二、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中美贸易纠纷”

　　二战结束后，美国仍然坚持其理想主义的逻辑，同时由于其强大的国力带来其全球性的利益，从而使秩序的输出所需要承担的国内政治成本大幅下降，美国对外输出秩序，成为全球秩序的主导者才成为现实。21世纪初的进入的创新周期，有了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过程，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但带来了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后果：它依然能够拉动大量的产业发展，但是被拉动的产业并不在本土，而是在中国。这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却并未让西方本土的工薪阶层受益，西方经济内部的分配结构贫富差异正在拉大，西方以政治手段对冲掉经济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大规模举债解决低收入者住房、医疗、养老等需求)，让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走上了一条扭曲的路径，这是2007年以来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背景，同时让美国传统的世界秩序主导者难以承担相关的输出成本。中国的经济崛起所带来的世界秩序的失衡，已经造成严重后果。世界经济的失衡，使得国际社会在经济上丧失对中国产品的购买能力之前，可能会先丧失对中国出口的政治容忍度，中美本次贸易纠纷核心原因来源于此。中国对此长远问题的思考不足，尚未做好承担全球秩序主导者的责任担当，同时美国不仅对中国乃至全球各国相关产品加征关税的行为，透支了美国作为原有全球秩序的主导者应有的信用，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下降趋势已经形成。在新的世界秩序担当者未做好准备，原有担当者控制力下降的情形下，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将进入混乱期，直至新的秩序形成。

　　三、中国现存的核心问题

　　1、内在秩序方面：

　　①精神自觉的缺失

　　人性当中既有追求普遍性的激情，又有追求特殊性的激情。对普遍性的追求，通过理性转化为一整套思想体系，称之为理想，对特殊性的追求，通过理性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谋划，在未获得反思性精神自觉时称为欲望，获得精神自觉时，则呈现出个体的道德主体性。普遍性的理想使人成其为人，特殊性的欲望使人获得现实的存在，理想与欲望冲突互动外化为现实的制度，制度是联系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中介机制。作为普遍性的天道，通过制度表达为现实的秩序安排，作为特殊性的世俗利益，通过制度获得稳定的规则保障。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战略和战术表现。

　　制度是历史固化的呈现，是理想的现实化，同时又是欲望获得可预期性的条件。个体欲望的合力，在短时段会带来现行制度下的繁荣与发展，在长时段上则会在未来引发混乱乃至新秩序的出现;自由的理想会让现行制度获得正当性，但又会超脱现实之外，通过对于道统、法统的再叙述，推动、引导新秩序的构建。两者的张力推动着历史的演化，在中国呈现为不断更迭的王朝史。

　　理想使秩序得以自觉，财富使秩序得以自养，武德使秩序得以自立。三种要素的担纲主体不一定重合，倘若分立的三者能和衷共济，秩序会充满活力，倘若三者之间发生冲突乃至分裂，秩序将失衡、瓦解。

　　英美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具有浓重的清教色彩，清教伦理用严苛的道德标准要求信徒，必须努力工作以荣耀上帝，这是一种宗教责任，同时又必须生活节俭，否则努力工作只不过是被奢侈生活的物欲所激励，背弃了其宗教责任。中国的大陆亚区域是精神资源丰富的地区，传统的精神资源，也让当地对于何谓“有意义的生活”有着与东部地区大不相同的理解，如果简单第用物质财富来作为民生的衡量标准，无意会忽视当地更重视的精神向度。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民族性，需要用于开拓的激情，需要丰富的任劳任怨的人力资源作为创造财富的最根本基础，需要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我们有儒家的温情、道家的空灵、儒家的洒脱。这种多元性，在当前只是作为现成存在，仍未得到有效的整合进统一的规范秩序之中，否则多元性的价值难以充分释放。国人的精神自觉的缺失，普遍国民缺乏理想，表现出的都是欲望，房地产泡沫、金融杠杆化、追求急功近利都是具体表现。对物质财富的过分追索，这是中国内在秩序中存在的最大问题。

　　②中国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依然存在

　　中国城乡呈现的二元撕裂状态，尚未解决共同富裕，成为中国作为国际秩序担当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当中的分配问题。尤其是工业革命在西方国家率先发展后，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人类财富极大增加。但就国家而言，在全球贸易过程中所获得的利润分配是相当不公平的。就特定国家内部而言，其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新财富的分配问题就会成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在中国参加国际经济贸易分工体系后，在中国经济高速崛起的同时，城乡差异、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呈现更加割裂状态。在国民精神不能自觉，没有共同富裕的长远心态，贫富差异、城乡差异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构成致命性影响。

　　③统一的法权秩序尚未完成

　　中国必将自己的现代转型最终落实为宪制，将中国复杂多样的现实统合在统一的法权秩序当中，在技术上使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日常政治既能有效运作，又不至于丧失对人民的代表性;对于中国悠久历史、澎湃的革命史以及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都能吸收并表达在宪制的理想当中。现实的政治秩序需要人为建构通过制宪过程完成，而成功的制宪唯一前提是，该宪制共同体的自我意识应该获得真实确认和表达。真正对于宪法的守护必然来自于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所谓政治成熟，在于这个民族能够意识到自我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从而在真正意义上理解自己的长远利益，并且以此作为判断一般国家利益的根本标准。这个民族需要通过自我教育来逐渐达到政治成熟，这个民族的社会自组织能力需要获得足够的发展。中国的失衡需要通过一个宪制过程来驯化，世界的失衡同样需要在一个普遍宪制过程中被驯化。

　　2、外在秩序方面

　　①尚未正确认识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定位

　　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世界产业格局会处于一种大致固化的局面。美国处于价值链上游，通过品牌渠道与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发达的金融市场，来获得高额利润;同时，美国仍然引领世界的法权秩序和金融秩序，掌握世界货币，规定着世界的安全秩序，并且是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东部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仍会着重于制造业的发展，对接上游的发达国家。能源国家则通过其能源产业的发展，获得在国际政治当中的发言权。这三种经济样态，发达国家、泛亚洲国家和能源国家构成了可预见未来的新政治经济秩序。在目前“双循环”结构中，两个引擎在推动它的运行，一个是美国，它拉动第一循环，一个是中国，拉动第二循环。

　　中国经济崛起深刻改变世界经济秩序，而被改变了的世界经济秩序，作为外部约束条件，也约束着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改革方向。中国在这里面有着巨大的机会，但尚未意识到所需要担负的巨大风险和责任：1、中国从第一循环中积累的大量贸易盈余，必须以合理方式在第二循环中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2、中国强壮持续健康的经济是履行国际责任的基础，由互联网引导的全方位、健康的经济转型，抑制房地产泡沫，中国经济的创新效率才能真正展开。

　　②从民族主义角度来考虑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对待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缺乏分寸感

　　人类的政治努力(国家)面对普遍的自生秩序必须有所节制，知道主动的政治行为的极限何在。要想同时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的努力，不是理性的勇气，而是意识形态的狂妄。“不可能三角”中的三种要素都是理想型，真实的历史则是这几种理想型要素的妥协。

　　一战前，整个欧洲加上美国，以及形成一个巨大的共同经济区，各国在经济层面有深刻的相互依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战结束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通过的巨额赔款从经济上彻底毁灭德国的企图，将导致整个西方经济遭受重创。一战后的赔款，实际就是大众政治下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另一种表达，对于民主制度及国家主权的过度强调，只能以牺牲全球化为代价。新的政策偏向必会受制于“不可能三角”的逻辑，将令各国的民主政治反噬自身，最终导向新的战争。

　　在国际秩序当中，经济与政治紧密联系，经济行为从来都有深刻的政治含义，政治决策亦有深远的经济后果。倘人们不能识别经济失衡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政治影响，则世界秩序会再度陷入危险境地当中。

　　四、过往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两个世界历史民族自我超越的经验和教训

　　①海洋霸主的自我超越：从英国到美国

　　英国从18世纪中期开始直到20世纪初期，都是无可争议的海洋霸主。英格兰银行对英法争霸，英国取得最终的胜利起到巨大影响。英格兰银行成立不久便变成为英国国债的最大买家，使得综合国力相对较弱的英国，却比法国更容易筹集到战款，最终将法国拖垮。核心原因在于，在英国发行国债的决策要通过议会批准，英国的议会构成能够反映英国社会的变迁，更能聚合民意，这意味着发行的国债有可靠的财政能力做担保;而法国，由于君主立宪制，国债的发行由君主决定，只以君主自身的筹款能力做担保，风险远高于英国。

　　到19世纪后期，发生了以电力、内燃机、化工等产业为主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英国在这些领域没有优势，逐渐将制造业龙头的地位让给美国和德国。但伦敦仍然是世界金融中心，掌控国际金本位，从而掌握了国际经贸秩序的根本;帝国海军仍然是世界海洋和平的保障，英国仍旧是世界霸主，英国和德国正是在英国给定的规则秩序内崛起。

　　就地缘结构而言，美国是一个超级岛国，也拥有成为海洋霸主的潜力，但在一战之前，美国的经济力量一直未能带来相匹配的国际政治影响力。第一个转折点在一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拥有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黄金储备，其经济开始有了一种世界主义品性。真正的转折点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前期美国仍抱守孤立主义，战后初期，美国的工业产量占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半以上，战争是得美国成为真正的霸主。战后所建立的关贸总协定、国际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制度，使得美国所预想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新秩序获得了可行的制度框架。冷战的爆发，美国面对的是另一个与美国理念尖锐对立的阵营，这又将清教徒的普世主义热情强烈激发出来，美国的世界主义就此实现。

　　②陆地霸主的自我超越：以德国为例

　　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觉醒是德国经济崛起的核心原因。德国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批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提出“国家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不但有理由而且有责任对商业加以约束和限制”，这是民族主义的经济学表达。

　　19世纪后期，德国通过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实现了崛起，拥有了超民族的影响力，但是仍只能作为英国主导的全球经贸秩序下面的次元结构，英国凭借自己对全球资本和贸易秩序的掌控，轻松获取利润，令德国苦不堪言。对德国来说，此时最优策略是利用超国界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在欧洲大陆领导建设平等、开放的区域秩序，形成超德意志的普遍框架。这个区域秩序在世界经贸秩序中占有巨大份额，有能力对英国主导的全球经贸秩序进行不声不响的改造，德国可以和平的方式对英国所摂取得超额利润进行再分配，并承担自己的世界责任。然而，德国若想做到这点，前提必须是实现世界主义转型，实现自我超越，超越过去赖以成功的民族主义政策。现实是欠缺政治成熟的德意志便在民族主义狂热的激动下，转向了对抗，最后，德意志两次走向自我毁灭。

　　二战结束后，德国从沉重教训中深刻反思，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提出了一个超德意志的欧洲框架，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引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使得欧洲有能力应对冷战的挑战，从而奠定了欧洲特殊的历史地位。现在的德国，已经成为欧洲的德国，而欧洲也已经成为德国的欧洲，德国在今天对欧洲的影响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大。德国的国家利益正是在这种自我超越中，获得了真正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