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一书2017年年初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即最近一届的茅盾文学奖得主、20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繁花》的作者金宇澄。此书当可归入传记作品一类，但是与一般的自传或传记类作品相比，又有较大的区别，容我在此文的叙述中与读者作一交流介绍。

　　算来作者金宇澄与笔者属同一辈，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的同龄人。他1952年出生于上海，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被分配到黑龙江的嫰江务农。1980年代初回沪后开始发表小说，后进入《上海文学》编辑部任编辑，目前为该刊的执行主编。在他几十年的创作和编辑生涯中，他获得过多个奖项，除了茅盾文学奖外，他还先后获得过“中国好书”“鲁迅文化奖”“施耐庵文学奖”“华语文学小说家奖”等。我是因为看了他创作的、基本可用上海方言朗读的小说《繁花》一书，从而开始对金宇澄予以相当的关注。这部小说首先是作者隐去真名在网络上发表的，每天写出长短不等的一个小节，网上贴出后很快引起了读者的注意，收到相当的欢迎和及时反馈，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才整理成一部完整的纸质小说。作者通过对上海自解放以来直至七、八十年代的社会万象、不同阶层的市民百姓、芸芸众生的看似平凡的生活的描写，力图反映上海这一中国现当代大都市的社会变迁、世道风俗的演化，读来令人觉得颇为生动贴切真实，犹如对自己曾经经历(不一定是完全的亲身经历)的生活的一番回顾再现。当然，小说中因人物、故事发展的需要，也在部分章节涉及到了对四十年代部分历史的描写。这部分的叙述笔触也颇为生动犀利，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就猜测，作者一定有过相当的体验了解(当然并非完全亲身经历)。作者在书中还手绘了多幅插图，包括与小说中情节相配的上海地图。据称真有读者“按图索骥”去寻找故事中的人物活动的部分地点方位。此外，对四十年代的描写颇令我感兴趣的另一原因是，希望自己能对未能亲历的我的父母这一辈人所经历的时代历史有所了解和感知。如我推测的，部分答案果然在这一传记中找到了。

　　作者在此书中采用了三种不同的叙事。第一章成稿于1990年代，当时是借“伯父”“伯母”(其父亲于2013年去世，在本书中直接改称为“我父亲”“我母亲”)之名介绍了父母从1940年代至1980-90年代的大致经历，作者的描写“旁逸斜出，草蛇灰线”，颇具历史感和写实感。第二章则较为详细地描写介绍了其父亲从青春直至晚年的人生经历。在此书出版时，作者又添加了其父亲留下的当年的许多书信、读书笔记、以及有关当年从事的党的地下工作的情报系统资料。第三章则采用以母亲为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是在其父亲去世之后，趁其母亲在整理剪贴家中多年留下的照片的过程中，把母亲的回忆叙述以“口述实录”的方式整理成文(这部分的叙述至1966年初)，从而与前面两章的叙述相交织，互为照应，或略有重叠，或形成交叉，或给出某种“矫正”，从而形成一种前后连贯的、较为“完整”的更为真实的叙说。写作过程中，作者保留了部分的“局部不一致”，给读者一种显然的“在场感”，显示了一种“寻找”的姿态。本书附有几十幅照片和相当丰富的书信(包括信封)、笔记、文凭、日记、报告、明信片等资料的全真影印件，给人一种实实在在的真实感和沧桑感。

　　全书的描写叙述围绕两条主线展开，第一章和第二章以父亲的经历为主，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一生曲折艰难、惊心动魄的革命生涯和艰巨斗争，第三章则以作为上海普通女孩的母亲青少年时代的求学成长及解放以后的生活工作经历为主，另外也从几个侧面对父亲的经历给予补充和充实，同时从一个家庭的变迁试图反映这大半个世纪的社会动荡变革，给人一种“一滴水见阳光”的感受。本文限于篇幅，侧重于第一条主线的介绍。阅读过程中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其父亲一生极为不平凡的从事地下斗争的经历，其跌宕起伏、千辛万苦、忍辱负重，无论是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的千辛万苦、历经“九死一生”的监狱生涯，还是解放后的挨批斗审查、监督劳动、无数次的写交代“坦白”和起草递交一份份的申诉报告，直至七十年代末才终获平反，这一切令作为后一代的我们感慨万千。

　　金宇澄的父亲原名金大鹏(四十年代因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需要化名为“程维德”，也用过多个笔名等)，出生于1919年。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先后在苏州、嘉兴等地求学。在日寇侵略占领中国的苦难岁月里，正值青春年华的他怀抱爱国救国的革命理想，成长为一名抗日志士。他在沦陷的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一边还常常为失业苦恼，为维持生计而四处奔波。后因日本共产党的某个组织在东京的暴露，上海的地下党情报组织连带受到了破坏。其父亲与地下组织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遭受日本宪兵的审讯和严刑拷打，先后被囚禁于北四川路日本宪兵监狱、南市车站路的汪伪监狱和杭州监狱等，后以“妨碍社会罪”被判刑七年。在监狱囚禁期间，他患上了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和关节炎等，头发大把大把脱落。监狱里的生活饥寒交迫，吃的是“麸皮玉蜀黍粉汤”，几同开水，刚吃下肚子涨痛，过了半个钟点便饿得哇哇叫。总算在监外好友的接济搭救下，一年后被准许保外就医。靠着生命的年轻和无限的毅力，靠着顽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神奇地抵御住了种种疾病，万难之中一步一步恢复了体魄的健康。日本宣布投降后，他们走上街头，欢庆胜利。几年之后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解放的最初几年，他欢欣鼓舞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先后在上海市总工会和公安局等单位工作。但是，到了1955年的某一天，家属被突然“告知”他去北京开会，实际上他是遭到了禁闭，被关在上海的某个秘密地方写交代材料(仅允许家属一周通一封信)，在关闭几个月后，家属被告知因其在当年的地下工作期间属潘汉年系统，疑其有“被捕变节”行为，“涉及潘汉年案”，5个月后被正式宣布逮捕，并开除党籍，工资停发。直到一年多后的1956年底，则因未查出其与潘案有具体的牵连而释放，但仍遭党籍开除的处分，调下属的轻工业工会当一般干部。反右时，他因跌伤右臂在家疗养，躲过一劫。在以后的数年里，他从事过基层企业的调研，参加过大炼钢铁运动等。1965年，金宇澄的父亲被分配安排在市建工局技校工作，刚刚担任了一两个学期的语文教师，“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爆发了，从这一年起直到1970年代末，在持续了整整十余年的“文革”动乱期间，他再度陷入了人生的低谷，被清理出教师队伍，受批判挨批斗，被强迫参加监督劳动，扫地和清厕成为他的“专业”，每天都是在清扫厕所和一遍又一遍地写“交代材料”中度过的，即便在1971年他被定性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监督劳动的任务有所“减轻”后，他还要负责三幢五层的教学和宿舍楼的清洁工作，天天楼上楼下奔波，完成清洗15间厕所的任务。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则是一次又一次地写申诉材料，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他的“政治历史问题”才终于得到解决，被正式平反，恢复党籍和职务。

　　令人无限感慨和感动的是，即便是在那种处处受监督、批判和管制的处境下，在被视作为“敌我矛盾”、人人避之不及的阶级异己分子的日子里，金宇澄的父亲依然关心着国家大事和祖国的命运，不忘学习和充实自己。文中称父亲的阅读兴趣和头脑思考“一直与时代同步”。在监督劳动之余，他依然抓紧时间，购买和阅读马列著作(1976年他还买了一套《资本论》)，抄录周一良的《世界史》，以及认真阅读当时的有关时政文献等。

　　这样一位坚贞不屈、百折不挠的抗日斗士、一位冒着极端的生命危险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革命者，还是遭遇了如此艰辛曲折的人生途程，令人感叹和钦佩。金宇澄的父亲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和冤屈，但是这一切他都忍了过来。他母亲特别提到，他父亲“从不讲自己的痛苦，总是讲别人的事，说一切已经过去了，不能再讲了，很多人都死了……只提别人的苦痛……”。联想到我在周围的同事同学中听到过的其父辈的一些相似或相仿的经历，我觉得我们这些为革命理想而奋斗的前辈太不容易了。或许，正是因为近200年来的当代中国正处于极为剧烈的社会动荡变革时期，一次又一次的天翻地覆，时而大浪淘沙，时而泥沙俱下，随着时代的更替，国体的改变，在造就一代代的英雄和枭雄的同时，千千万万的芸芸众生、劳苦百姓和革命先驱，在为社会的进步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铺路石，筑成一道又一道的血肉长城，从而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前进。从延续数千年的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拥有13亿多人口的我国开始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永远缅怀和感激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爱国志士为民族的复兴和解放作出的贡献!

　　书中提到的几个细节也特别值得关注。在第三章里，金宇澄的母亲曾回忆说，父亲多次提及与顾高地先生重逢时心情“沉郁”。顾是何许人也?他曾担任过蔡廷锴的秘书，参加过淞沪抗战，当年曾帮助潘汉年脱险。但是到了1955年，却因涉“潘汉年案”而入狱长达整整20年。直到“文革”后的1977年才从青海释放归来，面临的却是家徒四壁，其妻子、女儿和儿子早在十年前已自尽，他的女儿就是当年闻名国际乐坛的年轻钢琴家顾圣婴!另一事件是其父亲在四十年代初从事地下工作期间，他和关露有过几次交集。当时他对关露的身份并不了解，但推测关和地下党一定有某种关系。关露本名胡楣，1932年加入“左联”并入党，后受党的委派入汪伪机关做策反工作，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欲以“汉奸罪”起诉她，她受组织安排赴解放区，但不久即遭遇“汉奸罪”隔离审查，1955年受潘案株连入狱，1967年起又被关入秦城监狱长达八年，1982年3月，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对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10个月后关露自杀去世。当年关露在接受组织的安排打入敌伪组织时，被专门告知对外不得为“汉奸”身份有任何辩护，她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决定。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关露为党的工作作出了怎样的牺牲、经受了怎样的委屈与侮辱啊!

　　现在回到小说《繁花》中的一个细节。书中描写阿宝爸爸(解放前从事过地下工作，解放后曾因“历史问题”受到批判处理)与一位关了几十年后释放出来的当年的上级领导见面的情节。作者用阿宝爸爸的口吻说他“当年经受的内容，不晓得比我深多少倍，责任重多少倍，一肚皮的陈年宿古董，三角四角情报交易……先生随便讲，随便提……”。解放后，却进了牢房，关了廿几年后才放出来，落实了政策，定了级别，恢复了待遇，但是在阿宝爸爸与他见面后，在其眼里，刚见面“我就一吓，看见一个怪人，等于棺材里爬出来的浮尸”，他“等于一件出土文物”，样子古怪，不懂市面，穿戴一副老样子，“先生是老习惯，慢慢贴近我，咬耳朵，声音像蚊子叫，嗡嗡嗡，窸窸窣窣，窸粒窣落……”。这一长达三页的描写犹如雕刻一般刻划出了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在30年前后的形象变化，令人惊叹、同情和惋惜。作者在小说中的这一段描写，我在《回望》一书中找到了“答案”。书中提到，父亲离休后，遇到了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老上级，是他曾经崇拜的领导人之一，广交三教九流朋友，面对双重或三重间谍游刃有余，精通几国语言。他在1949年后即被禁锢于江西一农场，1980年获平反，享受相当级别的干部待遇。两人晤面时，“老人轻声讲话的方式和语言，仍然是解放前的那一套，完全没受过解放后的政治教育和学习”。如今放出来后，时常恍恍惚惚，“一切都变了”!两相对比，这样一位当年为党的情报事业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者，在后半生却陷入如此迟滞落魄、“与世隔绝”的境地，不免令人为之叹息和感怀啊!

　　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另一轶事，也引起我的“共鸣”。他提及小说中曾借阿宝之口，询问父亲为什么不去做工人的情节。在本书中，作者提及1967年时，15岁的他当面问父亲“为什么不做工，不做码头工人，不到炼钢厂做学徒，或者拉黄包车?如果这样，我家肯定不会多次被抄，就是安稳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成分了……”。在当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唯阶级成分论一时扫遍全国，有多少不过十来岁的出身非工农家庭的青少年，都有过这样的“梦想”和幻想呵。我回想起自己虽然没有这样去直接询问自己的父亲，但心底里还真这样想过。因为自己的出身，当不了红卫兵，当不了造反派，当不了……，不免为自己的“前途未卜”懊恼悔恨。今天看来这一切都可付之一笑，可当年压在我们的心头是一块怎样沉重的石头啊!

　　感谢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本值得回望的《回望》，恰如书尾作者所言，“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静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失，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为了更好地理解今天，更为脚踏实地地奔向明天，为了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了实现几代人不懈追求的中国梦，我们需要不时回望，从而满怀信心，走向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