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时依稀的记忆里，“革命”是一个无比崇高而伟大的词汇。读书若看到哪个名人的简历上赫然写着“革命家”三个字，一种敬意便油然而生，久久都不散去。那是80年代，其实那时在学术界、思想界和文化界，乃至在普通百姓那里，对革命的批判、反思和否定已经开始了，只是自己小还不知道而已。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风靡一时，他是那个时代青年人的偶像，宛如今天的影视圈大明星。经历90年代到21世纪初，对革命和革命家身份的诬蔑、谩骂和否定甚嚣尘上，达到高潮。其高大上的形象就像9.11事件中的双子塔大楼一样，轰然倒塌彻底崩塌。“革命”成了一个不好的词，革命，革命，谁革命?革谁的命?一时间，闻“革命”色变，都不谈风云改谈风月去了。

　　但是，还是无法绕过“革命”，那已成为不容篡改的历史，即使否定也罢。正如一个人想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不过是痴心妄想，在做不可能的事。争相谈改革拒谈不谈革命，岂不知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了：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样的表述，实际上是在接续正统。共产党还在台上，革命就不能否定，这是合法性来源。改革是由还在台上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不能割裂，而是要统一起来，保持连续性。2013年习近平的前后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讲话，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对持续几十年来的争论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而事实上，新国家领导人第一站去哪，更是行动的话语，极具象征意义。去深圳还是井冈山、延安?虽有先后，但还是都要去，去红色革命圣地就意味着对革命道统的继承。

　　其实，甘阳早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一个著名的“通三统”观点，意即打通中国古代、毛时代和改开以来形成的传统。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比如去年出版的鄢一龙的《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三十年》，还有刚刚出版的萧武的《大路朝天：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

　　萧武的新书实际上是他重新修订十多年来所写的四篇长文的结集，统一在副题所指的“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的框架内。他要做的，就是针对几十年来对革命的否定，为革命说话，为革命正名。苏力在序《不只是正名》中说：“萧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革命正名”“为革命正名，不是指出当年为何必须砸烂旧世界，而是展示更具建设性、创造性，意义也更深远的‘革命’：探索和开拓中国道路，为其逐步展开和不断延伸创造最重要最基础的条件。”“还不仅仅是为革命正名，还了革命一个公道，让后来者懂得感恩。”

　　新自由主义者把后30多年的经济成就归功于市场化的改革开放，而无视前30年的奠基、积累，萧武在书中，从国家的统一、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治理体系、现代社会秩序、独立自主的主权性格、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协调、相对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健全完整的工业体系、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基本完备的基础设施、相对比较稳定的金融体系、比较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和科技研发体系、相对比较成熟且完整的技术官僚体系、国家对经济事务进行有效干预的能力、尖端国防科技工业、基本完整的覆盖全体国民的卫生医疗体系、社会治安状况天翻地覆的改善等16方面加以分析和说明。苏力又从“两弹一星”、国际关系的及时调整和布局以及创建科学技术导向的现代中国社会文化三个方面予以佐证和强调。最后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的展开和形成无法同中国革命切断联系。革命和建设是一个前赴后继的事业。”

　　为革命正名，不从破坏旧世界砸烂旧世界入手，也有一个危险性，要防止陷入似乎是用改革来为革命正名的因果倒置的泥淖中。萧武巧妙地避开了这一点，他没有大书特书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为改革开放树碑立传，当然这也不是他的想要做的。反之，他对改革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都有深刻的批判和反思，比如土地制度、国企改革、司法改革、基层治理等等。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儒家，也都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和高度的警惕。他强调的是革命为改革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关注的是未来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他认为，社会主义遗产正在逐步削弱，过于强调向市场经济转型与欧美接轨，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在后记中，他写道：“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或许是，如何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落到实处，尤其是让社会主义能够更多的体现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而不是全面的市场化、美国化。这是需要今天的中国人认真思考的问题。”

　　不错，革命为改革创造了前提条件，这是反对革命诬蔑革命的新自由主义者需要正视的。但革命的正当性合法性无需从改革中来寻找，亦无需要改革来正名。恰恰相反，部分改革背离了革命的初衷，走到了革命的反面、对立面，退回到了革命前的原初状态、旧体制上。还需要改革正名什么呢?也正如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没有父亲就没有儿子，儿子血管里流淌着的是父亲的血液，遗传了父亲的基因。但儿子在成长过程中，努力做的不是继承和发扬，而是想方设法去变异。所以，当我们看到儿子在外形象上的高大威猛，要知道那是多种因素的混合体。尽管这高大威猛仅仅只是一种表象、假象，父亲的矮小羸弱还是支撑不起的证据。父亲的内在阳刚之气早被儿子给遗弃了，暴尸荒野，只是在清明时节做点无谓的祭扫，光打雷不下雨地干嚎几声，显示嫡出，以遮世人耳目。儿子需要感恩父亲，但父亲的名不需要儿子来正，儿子背弃父亲，完成了精神上的弑父，已经为父亲正名不了了。与之恰恰相反，倒有损父亲的一世英名。这样来看，这么多年来诬蔑革命诬蔑英雄而美化民国美化汉奸，也就不奇怪了。表现在影视屏幕上，让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形象猥琐，而让反面人物汉奸特务高大英俊，这就是30多年来解构的结果。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百多年来多少仁人志士不断追寻的命题。从19世纪的1840年起，帝国主义用炮舰和廉价商品撞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唤醒了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革命还是改良?每到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有争论也是件好事。向英国学、向日本学、向美国学，该试的都试过了，都不成功，都失败了。血的沉痛教训，改向俄国学，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革命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但也正如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所指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就到了新中国的前30年的革命和建设。

　　德国学者海因里希·伯尔在《假如没有马克思》中说：“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搀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矗、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这句话用在不但不感恩还诬蔑中国革命的那些人身上，也同样恰如其分。没人去想革命是怎么起的，新中国是怎么成立的，共产党是怎么掌权的，新中国前30年都做了什么。就像一座高楼大厦，人们只看到了顶部的辉煌，深埋在泥土之下的地基却无人问津。相反，还要投去极度的蔑视的目光，以显示自己的高明。打个比方，譬如一大户人家，祖孙几代。祖上有过荣光，后一直遭受屈辱，爷爷这辈终于站起来了，但不忘艰苦奋斗，并不把所有的钱财积蓄分给大家，人人平等。爷爷去世了，儿子说的算，于是瓜分财产，大家哄抢，谁有力量谁抢的多，弱小的只有哭的饿死的份了。但弱小的声音也弱小，没人去听也懒得去听或装不见。充斥在灿烂阳光下的是一片欢呼声叫好声和咒骂爷爷这老头子这老不死的愤怒声。天地良心!稍稍有一点良心的人就不会忘记历史。鲁迅《野草》中有篇《颓败线的颤动》，文中的“老女人”带着极大的屈辱，竭诚奉献了一切，却被为之牺牲的年轻一代以至整个社会无情地抛弃和放逐。这是何等的悲哀啊!

　　李零说：“革命是民主它爹”，“革命的追求是民主自由，没有革命，就没有民主自由。这事本来很清楚，谁都清楚。现在不同，大家革了一百年的命，革命革伤了，革命革怕了，有人说，革命就是不民主，不自由，不合法，反人权，等于专制，这不是满拧?”是呢，怕革命啥呢?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