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识[1]的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读后感

　　勒庞的《乌合之众》是一部社会心理学著作，以较为犀利的笔锋入木三分地刻画了群体心理的显著特征。群体作为不同个体的集合，由于其固有的多样性，往往呈现出易变的特征，要解释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以一个整体形象发起的一个又一个引人注目的活动—振奋人心的英雄主义抑或是令人发指的暴行，都是不易准确完成的。

　　《乌合之众》着重分析群体的心理特征，及其与历史事件的紧密联系。根据组织形式、成分构成将群体分成异质性群体与同质性群体。何谓群体?一群人简简单单聚集在一处(广场、学校、市场或其他)并不能称之为群体，至少不是一个合格的心理群体，一个自觉聚集成群的群体必然具有信念上的某种共识或利益上的交集，即使聚集之初他们的组分—尚有自觉意识的个体仍然存在思想上的一些异质性，可是聚集带给他们这个心理群体的归属感，即使他们彼此之间远隔江海，也仍然会让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同向化，取而代之的是，自觉意识逐渐消失，服务于群体行动的意念甚于对自身主见的挖掘与坚持。

　　“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勒庞在书中提到。群体的主要特征便是它为这种精神结构下性格的变换提供了允许的空间甚至是支持。只有环境的单一性，才能造成性格的单一性。纵观历史，不乏见到很多前后性格完全矛盾的典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青年汪精卫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满腔爱国情，正气浩然哉!然而后期与日本妥协的行径却为崇拜他的民众更换了一个HJ的形象。前后截然矛盾的性格特征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是由于人性的扭曲，其中固然有政治、时间的复杂作用，但我觉得还是人的精神结构本来就存在这样的潜能，最关键的是诱因的出现，身处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环境就会诱发不同的外在表现，而不是仅仅理解为“品行恶化”。完成组织化的群体会出现不同于其组分的特征。这很好理解，正如酸与碱发生中和作用，PH完全不同于酸与碱本身一样。这个组织化的群体会一点一点清除个体意识里的异质成分，转而赋予个体一个统一的集体心理，并致力于把它转化为群体的无意识。众所周知，人类自身由于遗传就具有非条件反射，这就是一种无意识，而群体的氛围就是一种脊髓的意识存在的沃土，而相反会使大脑的自觉意识夭折。所以说群体中无所谓智力高下，因为感情的导向、波涛早已淹没了理智的边界与呼声，即使是智商不凡的人一旦身处群体，也很容易迷失自我。

　　就群体情绪与道德观而言，群体冲动、狂热、轻信、易受暗示，理性思考几乎不起作用，道德作风上，可能会呈现完全相反的两个极端。课上同学们观看了圆明园的历史纪录片，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是英法联军的士兵们在圆明园里肆意破坏时脸上洋溢的那种快乐、骄傲的神色，那些作战时纪律最严明的军队都参与到了抢劫的队列。人类似乎天生就具有这种破坏的欲望，只是平时的社会规则、法律或者自身脆弱的价值观念迫使我们约束自己的行为，一旦群体赋予我们这个破坏的自由，在群体这个巨大无名氏的庇佑之下，将会不遗余力、淋漓尽致地释放这种与生俱来的破坏欲望。这就是一种犯罪行为，可是当它存在于群体并获得群体领袖的支持时，每个参与犯罪的个体却心安理得甚至觉得自己可以藉此邀功领赏，而当然不会也不应当受到惩罚。这是一个反面的极端，不过客观来说，也确实存在群体极度向善的另一个极端，对于这种现象，更好的解释是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而非个体的真实向善。

　　群体极易受到暗示，越是虚无缥缈，越能激发他们的想象力，让他们死心塌地地追随。比如陈胜吴广起义，鱼腹丹书、狐狸夜鸣的招数让百姓信以为真，随之揭竿而起，不过当然也应当考虑到为政者暴这一因素。这个被暗示的过程近似于被催眠，邪教的枭首应当也是这么做以获得如此大的蛊惑力，LHZ据说能让一亿人放下生死，参与self fire的信徒必然是完全归属了这个群体，放弃了在普通人看来在明显不过的生命、财产等切身利益，转而义不容辞地去服从群体的要求，如果不是群体固有的极易受暗示的属性、不可理喻的狂热、几乎完全缺失的理性思考，又能有什么因素具备这么大的破坏力呢?最难以避免的伤害似乎永远来源于自身—一个迷失的无意识的群体。

　　还有一点值得补充的是，群体的思维倾向于形象化，群体的感情总是占理性的上风，而且这种感情几乎难以用正常的思维来理解。常识告诉我们，人群的智力水平总是呈现正态分布，而处于上游的思想总是因为与中下游的异质性而难以被接受，只有用时间去弥补这个鸿沟。与之相对，当一种言论观点或学说以较为浅显而又不乏号召、充溢热情的形式向大众(智力普遍处于中下游且不尚深入理性的思考)呈现，毋庸置疑会被接受乃至热烈响应。此外，令人唏嘘的是，即使智力不凡的人，也有极大可能被这种盲目的情感冲昏头脑、丧失理智。所以不难发现，当深奥的哲思书籍被大众排斥时，剧院的演出总是以其形象化的固有属性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因为形象化使得他们的感情的迸发直接而无屏障。《白毛女》中地主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甚至被观剧的部队士兵开枪击中。这种事情也屡见不鲜，反派角色被观众殴打、敌视，恰恰说明了群体处在那样一个氛围里有这么做的勇气，由于理性思维的几乎完全退化，情感压制住一切，而且这种情感又具有相当简单、幼稚的特征，同时也承载观众这个群体本身赋予的人多势众的勇气，不妨设想，如果只有一、两个人观剧，他敢这么做吗?

　　宗教精神是群体心理的实质。这里的宗教狭义上可以指教会派别(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等)为它的信徒所信守的忠诚精神，引申义上可以指群体成员对于其领袖或者说对其实施“催眠”的领袖的崇拜迷恋精神。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农民对于天王洪秀全的疯狂崇拜，还是德国纳粹分子对于希特勒的亦步亦趋，抑或是邪教FLG的信徒们为李洪志的心潮澎湃，本质上都近于一种盲目而狂热的宗教精神。且不说前者本身就以基督教为由头，只看纳粹分子对希特勒的忠诚便可知，这已经远远异常与正常的尊崇。一些纳粹分子甚至为了表达自己的忠诚亲手射杀自己属于犹太人的妻子儿女，近乎变态的行为起源于宗教精神的偏执，它不允许异端存在，因为它本身就是虚无缥缈的，一旦有异端向它提出探讨其实质、挑战，它的地位就会受到腐蚀，于是完全的野蛮就毫不迟疑地上演了，这种对于领袖的个人崇拜、宗教精神正是一个心理群体能够被一个政客利用、完全丧失理智为其服务的重要原因。

　　那么群体这些狂热的意念是如何形成的呢?间接因素涉及种族、传统、制度、教育等多个维度，直接因素则归形象、幻觉和经验。前面已经提到了，群体思维允许也局限于形象化，对领袖的崇拜，对个别言语、口号的狂热追求会使他们对于意念的接受几乎完全被动地受支配。惯受无意识感情的支配的群体，离开幻想是不能前进的，客观来说，幻想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没有幻想人类是不可能把文明逐步扩大的，经验则是助人们抛弃过时的幻想的工具。不过抛开种族主义的偏见，且看英国二战后丘吉尔落选，可以说英国当时的民众(至少是广大选民)更为理性，因为丘吉尔所代表的保守党的执政理念与政策已经不符合英国人民对国家的发展期望，多半选民没有因为丘吉尔在二战中的卓越功绩盲目的痴迷于他，这是很理性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对MZD的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可以说是愚不可及、荒诞无稽同时也是相当危险的倾向，毕竟没有人是十全十美、不会犯错的。希腊哲学家普鲁里克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标志。”这种伟大所言的应当就是民族的理性，一个民族能战胜群体心理的狂热、无意识、盲目等致命缺点，毫不迟疑地选择一条理性的道路，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类似的，运用《乌合之众》勒庞的方法论，分析中国近代史，日本在中国的暴行--南京大屠杀、细菌实验，文革、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等等，也是十分精彩的思维旅程，可以引导我们对于群体以及历史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总而言之，群体是一个神秘而复杂的话题，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对它深究，亦可以发现在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中它的行踪俯拾即是，对之加以解释十分有趣。古今中外，历史长河中群体始终是一个活跃者，因为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以群体的角色参与，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角色之间确确实实存在一些难以忽视的共性，在社会科学上这就是值得研究考量的。

　　[1] 　无意识是指动机产生时，个体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比如定式，它会使人们以某种习惯的方式对刺激情境做出反应，在解决问题时带有某种倾向性。来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