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背景介绍和内容分析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名作，写于1947年。1947，正值中华民族动荡之时，不仅仅政治黑暗，民生凋敝，更重要的是在此背景下，我国的文化现状总体来说在很大程度上遭受西方文明的冲击。之所以说是“遭受”，就是因为那个急于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的时代里，很多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往往出现一种盲目崇拜和全盘接受的现象，全盘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看似西学东渐，实则误国误民。但是在一个大力提倡学西仿西的年代里，费孝通先生仍秉持理智，以乡土视角分析中国基层社会、研究深层次的中国文化心理，是犹为可贵的。乃至于今天，书中的思想都对我们正视自身、发展自身颇具借鉴意义。

　　本书内容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基层社会特征、文化传递与思维观念、差序格局三大方面。

　　(1)基层社会特征：

　　个人认为中国的基层社会具有很强的乡土性。这种乡土性具体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结构上来看，我们的千年以来的封建专制文明实质上是农业文明，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基层社会的乡土性在经济上即表现为，农民需要以定居的形式、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地展开农业生产。雨热同期的气候、相对适宜的水土条件，让一代又一代人围着乡土讨生活。这种经济上的乡土性一方面有利于稳定的农业生产，却也在另一方面制约着商品经济与自由贸易。

　　由乡土性的经济衍生出来的乡土性文化也就非常有挖掘意味。以小农为生产经营主要方式的农民更趋于自给自足，从区域上看，人口的流动非常小，这也使得文化十分富于地方性，相对于西方的开拓探险，我们则更趋近与内敛求稳，区域之间的文化相对孤立。从血缘上看，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古代社会，为了共同的生存需要繁衍起来的家庭更注重亲情血缘关系。也正是由于区域上的流动性小，人与人之间往往是熟悉的，随即衍生出一种注重人际关系的“熟人”文化。所谓低头不见抬头见，很多西方人不能理解的“面子”“请客”之说其实也就理所当然的形成于乡土，又巩固着乡土社会结构。更进一步，文化上的乡土性衍生出安土重迁的乡愁文化，也就尽显乡土本色。相应地，我们也追求安稳，追求和谐，追求平衡，开始是为了生存，后来成了一种相对保守式文化心理，也衍生出诸如讲求实用、注重传承的心理。这些将在后面的文化传递和思维观念上详述。

　　从政治特征来看，一方面在乡土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很大程度上受血缘宗法影响，不论是初期的部落氏族还是后期的中央王朝，具备了家国同构的大体特征，公和私的界限具有很大的模糊性;而另一方面，虽然中央集权不断加强，但是鞭长莫及的农村既有一定的民主村议特征，又有地方氏族长老统治的影子，难以用民主与否来界定。大体来讲，乡土性的政治既作为专制政治产生的土壤，又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作为封建政权和封建文化的经济支撑，而自身却保留了很大程度上的政治自治性和地方长老统治特征。

　　经济、文化、政治上的特征大抵如上，它们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经济的基础上产生了文化和政治，乡土文化和政治又紧紧维护着乡土经济的稳定性，注重传承和秩序是对小农的很好的维护。但是这种稳定也使得中国并不易于像其他国家那样迅速完成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比如之后要提到的，《菊与刀》中的日本。

　　(2)文化传递与思维观念

　　乡土文化具备的特征实在太多，所以大致从文化传递和思维观念两方面入手进行简要分析。

　　就乡土文化的传递而言，无论是传递方式还是传递内容，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甚至于后期逐渐异化为一种对于新生事物或更高级传递方式的本能排斥，因为新生事物在乡土社会之中并不具有非常强的必要性。具体来看，以表达主体意图为例，在乡土社会中，人想要完成表达并不一定通过文字，词汇的口头表达、乃至于结绳记事等象征性手段都是可取的。乡土社会本就是地域性的独立，村落内部的血缘和人际是非常熟络密切的，而对外交流文化的媒介又不是密切的，简单的经验积累就可以满足生产与生活的需要。这就使得文字记事乃至于科学文化发展的必要性均大打折扣。文化传递的内容和方式也多与生活需要密切相关，简单实用，却日渐成为乡村近代化发展的桎梏。

　　思维观念上来看，刚刚提到的文化传递和文化特征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乡土社会的思维观念。生产生活都被拴在土地上，因而追求稳定;地域隔离和自给自足使得与当前生产生活无关的发展交流显得不再必要，因而只求实用;生产生活上经验的积累与传递让家族在土地上代代延续，因而重视传统;生产生活的稳态需要生产单位——家庭的稳定，因而重视血缘亲情，重视服从尊长;上述的种种也就注定了乡土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不借助西方式的契约宗教，借助的是本土的亲缘代际......我们吃惊地发现，现代国人的很多思维观念，不论好坏，似乎从我们的先人向土地挥起锄头的那一刻起，就已然注定。

　　(3)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乡土社会的产物。有了上述种种文化与经济的介绍铺垫，我可以省去许多赘述。我们的乡土社会的聚拢和维系，靠的既非神圣化的宗教，亦非西方有机团体的契约，我们的实用观、生存观和家庭观注定了我们中国选择了一种影响至今的社会关系构造，这就是著名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先生对于差序格局的看法，我基本认同，但是也另有补充。费老认为差序源于自我主义的私心，推己及人产生私人关系的叠加进而产生差序格局，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差序的形成也是由家庭的结构所影响的，人皆有私，自我主义并非乡土的特产，但是以纵向关系为核心的家庭结构却是。乡土社会的家庭和海洋文明的家庭不同，由于直接作为生产单位，前者比后者担负了更多政治、经济、宗教的功能，也更加注重连续性和稳定性。这就使得乡土社会家庭的主轴更多是在纵向父子之间。进而我们会发现，家国同构和纵向传承互为表里，让差序格局从封建王朝历史中有极为明显的体现。差序格局的产生让乡土文化和庙堂文化有了格局的衔接。家国同构和纵向主轴都是乡土文化的产物，催生出中国特有的一种超稳态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意味着等级的稳固，预示着集权的加强。从乡土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人，或于家里的田地上辛勤劳作，或于书斋里埋首苦读，或于战场上杀伐立功，为的是融入并适应这种差序格局的超稳态结构，达到顶点成为统治阶级——地主。

　　此外，我们对事物的判定标准也随着这种差序格局的伸缩而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由费老的自我主义论所印证。就比如我们痛斥贪污，因为那个贪腐者并不在我们所能推及的血缘或人际范围内，却危害了我们的利益。如果这个贪腐者是我们的亲朋，我们就会从差序角度考虑一下公和私的冲突，更多的国人会选择避讳甚至是包庇。当这种冲突产生的时候，差序格局的伸缩尤为明显，我们将本来的国家社会层次的格局按照自己所能推及的社会关系缩小为个人私情的格局内，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孔孟一面提倡大义，却又主张在孝义冲突时让位于孝的矛盾。差序格局总是随着推及的私人关系伸缩的。

　　我们的差序格局也并非简单的静态的等级制度，反而是一种动态的、伸缩的稳定保持了这种差序格局的平衡。这也是我个人对费老观点的补充。费老对于差序格局的论证主要源于乡土结构，但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差序格局在脱胎于乡土社会后，是通过什么维持这种千年的稳定呢?个人认为是一种流动的动态平衡。伏尔泰曾对中国科举制羡慕不已，说竞争的方式选拔社会人才，这固然没错，却没看到这种流动不是为了维护西方所以为的社会契约，而是为了维护差序格局的稳定。同样是封建制度，我们和西方的不同在于，我们的社会阶层流动性是很大的，虽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不断加强，但是郡县制、科举制、军功爵制等等设计却给了每个人以晋升统治阶层的机会，也正是这样一种流动，让中国的差序格局格外稳固，社会的矛盾冲突更多集中在发展生产上，至于上层建筑则不断地遵循一种纵向的秩序即可，这种稳定也具体表现为：让中央权力在与地方权力的角逐中胜出，皇权在与相权的角逐中胜出。所以中国郡守即便隔着丞相，也必须要听命于皇帝，但是西方的子爵却可以不顾国王，因为西方固化的阶层观念里更加重横向关系而非纵向，即上级的上级不是我的上级。

　　《菊与刀》内容简析

　　说罢乡土中国，就要分析一下菊与刀之间矛盾而复杂的日本。但是基于《菊与刀》语言相对浅近，思维深度较之《乡土中国》也略逊，此报告中不做过详深述，很多具体的创设性分析体现在第三部分的中日文化比较分析上。

　　《菊与刀》个人将其分为三个大板块进行分析，即秩序、伦理、冲突。

　　一、从秩序上来看

　　1.可从古代先入手分析。一方面，日本人的传统社会等级森严，且每个人都有对等级秩序的极端服从和崇拜;而另一方面，这种日式等级秩序本身却也出乎意料地架空了那个站在顶端的人，使得天皇在日本历史上屡屡受到受将军的控制。日式的秩序个人认为也是差序格局的，但是这种差序格局和我们的动态平衡不一样，这是一种静态的、阶层固化式的差序。这种差序固然也是纵向为主轴的，但是让权力事实上的集中面临挑战和障碍，即便在百姓心中天皇的地位至高无上，却也几近成为一种宗教概念。读书时思考这种秩序，让我想起了我们国家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以血缘为纽带实行世卿世禄，宗法分封。日本古代时期的差序格局便类似于这种存在，中央不能有效控制地方。但是有趣的是，日本对于天皇的崇拜更近乎于宗教化的，而非世俗化的，而且比起周天子惨遭诸天下无视，天皇仍有他精神上的权威作用。

　　2.然后从近代秩序来看，古代日本等级秩序上的异化差序格局使得日本人心思稳，但是中央往往缺乏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近代历史上日本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以往认知的秩序变革。一方面在加强中央集权，废藩置县;另一方面又鼓励私主体权利，实现近代民主。可以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秩序是充满了冲突和矛盾的，但是看似矛盾的两套措施一方面平复了渴望稳定集权的民族心理，又让国力得以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本身就深陷于自我矛盾和冲突之中，更好的兼顾冲突或许反而可以顺应变革的趋势，实现富强。在二战后日本社会秩序似乎更多受美国的干预和影响，民主化改革也就成了必然之举，不多赘述。

　　二、从伦理上来看

　　日本人在长期的资源匮乏状态下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伦理体系。虽然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但是个人对于书中所说的中国儒文化辐射日本仍持一定质疑态度。文字语言上当然是辐射的，但是儒家伦理在日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本源性的发展，因为儒家伦理本质上是崇尚克己复礼、仁义和谐的，但是日本的民族心理却由于地域、文化等差异，是矛盾而异化的。具体就可以表现在日本武士道精神之中。对天皇的忠超出了一切的情理，这种忠是在维护等级制度，这与儒家思想或有相像之处，可是在日本却通过诸如切腹、甚至是舍弃亲情血缘等非儒家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换言之，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或许对于日本伦理有了一定的影响，但终究还是作为服务于日式等级秩序的工具而存在，日本人本身的戾气、矛盾并没有随着儒家思想的进入而转化为和谐。所以他们在伦理上，显得不能为我们所接受。我们的真诚、仁义、忠孝均是本性本心，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以和谐自然的方式流露表达，因为这些是基于我们的乡土的。但是日本的海岛心理使得他们既需要这种“善”，又得为自己的生存发展谋求最大利益，不断开拓，不断证明自己，这种矛盾似乎酿成了日本人的伪善性。

　　以上主要是从文化心理上阐述日本人相对独立的伦理价值观，即侧重于异化的、日本式的“忠”。此外，日本的重男轻女、父权至上、重视血缘等伦理和古代中国均有很强的相似性，也就不再赘述。

　　三、冲突

　　日本人性格里的冲突和矛盾，似乎是世界所公认的。

　　菊与刀的作者，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一针见血：“日本人生性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有礼，既顽固又能适应，既驯顺又恼怒于被人推来推去，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好新。”

　　所以在如此淋漓尽致的揭露面前，实在是没有我发挥的空间了。于是我想试着探究一下这矛盾的背后源于什么，这似乎是菊与刀在穷尽列举现象后所未能明确概括出来的归因上的空白。

　　日本本身是海岛国家，但是也有本州岛上易于耕种的平原;本身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度，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乡土情结。这似乎可以作为我们探究的一个起点。一方面，日本地理上的海洋性和资源上的匮乏性让日本具备了海洋文明的特征——尚武、开拓、进取、大刀所向既是心之所向;但另一方面，日本的农业生产和乡土社会也广泛大量的存在，在极端贫困还无力改变的时刻，日本人的文化心理中本能地选择逃避，渴求稳定，渴求秩序，甘于服从，这也是生存的需要。因而，在我们的乡土社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和发展时，伴随着日本的却是和生存密切相关的种种矛盾，这种日式的文化心理本质上源于两种极端，源于一种不平衡。我姑且将这种矛盾和不平衡概括为扩张欲不满足感和匮乏式稳定之间的矛盾。在生存上表现为既想稳定又不甘于稳定，既不甘于稳定又因为海洋文明的特质不能稳定。长期处于这种矛盾之中的日本人，面临的心理冲突自然是巨大的，因而性格里大量存在这种冲突矛盾。

　　如果稍作延伸的话，在此自然环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本文化正好先后受到两种文明的影响。首先是至稳至和的中华文明，而后是求新求变的西洋文明，但无论哪种文明，似乎都无法填补那种天然式的性格矛盾，疯狂式的学习外在之后必要有一个吸收整合，又重新划归到自身的矛盾之中的过程。就比如现在的日本，同时受着西方和中国的影响，却依旧以自己矛盾的姿态生存和发展，或许也是带有一定自然环境以及发展历史的必然。

　　中日文化异同的比较分析

　　综合上面两段对于中日文化的分析和感悟，下文将展开中日文化的异同比较分析。

　　相同之处分析：

　　首先，就古代经济形态而言，都长期存在大量的小农经济，并且均为以家庭生产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其次，就社会结构而言，我们都尊奉等级制度，讲究秩序和服从，都存在有一个支配整体的最高权力，并且通过差序格局实现政治经济上的利益分配，通过差序格局实现社会的平衡和稳定;再次，从文化心理上来看，我们都是从自我主义出发进而衍生出差序格局下的集体主义，强调奉献牺牲、强调等级观念，具体的文化表现形式上日本多脱胎于中国，如中国茶艺和日本茶道、中国剑术和日本剑道等等。最后，就为达成稳定所采取的手段上，我们和日本在古代都是以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等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遏制，实现对中央集权的加强。

　　差异之处分析：

　　首先，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中日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性。中国有面积相对广阔的平原，位于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相对稳定地带，雨热同期，灌溉水源充足，是纯粹意义上的大河农业文明的地理条件;而日本的地理环境则相对复杂。之所以说复杂而非恶劣，是因为日本的复杂性决定了它既不同于欧美亦不同于中国。灌溉水源丰富，雨热同期，但是其并不具备广袤的平原，山地众多，又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火山地震多发，这就使得其农业发展既有一定优势又在一定程度上受限;海岸线曲折，多优良港湾，但是自然资源匮乏，又使得日本在工业发展上有一定的前景又受自然的桎梏。总而言之，个人认为，生存发展环境而言，中国形成了一种顺向环境，即开发、生产、再开发的过程，而日本则是一种逆向环境，即既要利用优势，又要谨防相伴相生带来的劣势。

　　其次，从文化特征来看，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得出了华顺而日逆的结论，这就使得中国人在面临哲学文化方面的问题时得以主张一种朴素的客观主义和世俗主义。就比如基于乡土环境，我们讲究顺天命而用之，是对自然规律的实用性发现与运用;也注重一种天人感应，注重世俗化的平衡，也基于客观环境做出自己的调整和改变，因为在一个相对顺向而安逸的环境中，这些都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日本则不然。日本的逆向复杂环境让其面临物质困境手足无措，彷徨不安。由此衍生出来的武士道精神，以及他们在二战之中的表现诸如神风突击队自杀式袭击，都充分体现了其文化有着极端主观的异化色彩。和西方的团体格局契约产生宗教的过程不同，日本对于天皇的崇拜恰恰是产生于一种困乏的稳定，这就使得血缘和宗教在社会中均占有一定的比重。这种日本文化往往并不是西方的开放，亦不是中国的含蓄，既不是中国的世俗文化，又不是纯粹的宗教观念。就比如它因资源贫乏而发动战争，又为了满足扩张之需弘扬精神至上理论。同样是基于对物质的需求和开发，我们的文化更包容、世俗、注重和谐;日本的文化则带有强烈的主观和矛盾色彩，渴求稳定，却也大肆扩张，人们信仰宗教是为了稳定心中的矛盾，并不带有中国儒家的世俗色彩，或许渴望，但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和谐。

　　最后，从社会的建构来看，中日的古今差异值得一提。

　　就古代而论，中国的差序格局先后通过军功爵制度、郡县制度、科举制度等逐步打破地方的和贵族的垄断，打破了阶层原有的固化，既让选官用人权力集中于中央，又使得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有了动态的平衡，有通往二者的同道，达成了超稳态的差序格局，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而日本的差序格局，不论是丰臣秀吉还是德川家康，都没有通过这种动态的方式实现对差序格局的稳定和巩固，他们的等级制度被人民所认可、遵守、执行，但是阶层的流动性远小于中国，所以在实现阶层固化的过程中，日本反而没有通过静态的差序格局实现对藩属地方以及贵族大名的有效控制。(相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差异，也就为日后的近代化差异埋下了伏笔。

　　就近代化过程而言，中国的戊戌变法是急切的、激进的，但是缺乏一种对于平衡矛盾的考虑;洋务运动则充分体现了超稳态结构下中国改革的保守以及阻力之大，即位于差序格局顶端的人出于推己考虑，利用手中权力只求稳定格局的总体现状，所以中国近代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地主阶级都没有实现这种对于动态平衡的秩序重塑;真正的底层工农却具备了打破这种差序再建立新差序的欲望，因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对中国原有的，地主资本家格局的彻底倾覆。在中国的社会里，指望推己考虑的统治阶层改变差序格局是不可能的，只能给予一定的动态平衡形式的妥协，但这些是与当时中国国情相悖的。通过革命建立政权，再以新兴上层的阶层尽可能地朝民主迈进成了中国打破原有超稳态结构的必然过程。

　　日本的明治维新，很多人认为赢在大刀阔斧，我却觉得他们和中国的差异不仅在于力度和决心，更在于一种处理矛盾的智慧与经验。近代社会对于殖民地而言面临的矛盾，实质上是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矛盾。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既加强了中央集权，以动态平衡的方式满足国民的求稳，又基于国情进行探索，也是先重工业而后轻工业，以开放扩张的姿态满足了国民的求强。所以在兼顾了民族心理和文化的矛盾性之后，日本的改革呈现出了很好的贯彻性，能够通过改革的方式完成近代化的改革与创造。

　　看罢两本书籍，谈罢中日文化，仅就此延伸，谈一谈对于当下情势，个人的一点分析和预判。

　　首先，当今天下，一超多强。但是在多极化的格局背景之下，我们发现世界实际上是欧美国家主导的，亚洲国家短期内无法占据主导。原因何在?生产力是一方面，社会结构又是另一方面。就社会结构，我略表己见。欧美虎狼环伺，日本明治维新虽然取得成功，走上近代化道路，但其本质上仍具备异化的国民性。因为其国民性中扩张欲和匮乏稳态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是得到利用，其后果也是走上法西斯道路，为世界所唾弃;中国久经磨难，现有的社会体制虽然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是仍然应该兼顾差序格局的纵向特点。开拓民主法治，是近代化之必经之路，但是我们的社会还是保留了大量的差序格局下的特征，与其消灭，不如利用。中国国民性之根本，在于自我主义以及其外延利益的兼顾，家国同构就是明证;而其弊端，在于公私不分，缺乏契约理性。故此，民主法治立易而守难。所以针对当下，我们既不可走古代人治之路，亦不可走日本异化之路，而应在顺应当前差序格局特征的前提下，厉行法治，让社会深受法治实施的震荡，诸如商鞅变法强秦、申不害变法王韩的强国富民之术，皆可引以为鉴，真正实现一种现代化差序格局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