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灵者的印象

　　兰波的前半生一直在写诗，而他的后半生亦活成了一部史诗。虽则他年轻的生命以37岁告终，但他尽兴恣意将短暂生命夸张到了极致，这个出身乡下的男子嚷嚷着“要么一切，要么全无”，在19世纪法国的文坛一鸣惊人。

　　他活跃的诗意人生精彩绝伦，《兰波传》的作者让-吕克·斯坦梅茨文笔稳健。传记作者在文中说道，“过多的叙述往往是在竭力挖掘个人的幻想……或者最好能让叙述者占据一个幽灵般的位置”。因从前的传记作者们热衷于为兰波创造故事，编写台词，甚至他们的作品“只关注某一种隐蔽的欲望，而且设法去披露这一隐蔽的欲望”——比如主人公的同性恋绯闻。他们乃与兰波默默无闻的崇拜者一样被他们关注某一件事的欲望所蒙蔽，再因其去展现与表达自我。写传记实在是最高贵的关注——设若作者能公正客观地描述其人其事。——“有人紧紧地拢住兰波，兰波本人很少说话，可拢住兰波的人却偏要让他说很多话。”这多像是个悖论，写传记本身或者背后，便难以摆脱对描述对象的主观与作者自我的隐蔽欲望。幸而本书作者战战兢兢，努力表现得像一个“幽灵”，他把自我藏得严严实实，努力以从容平静的姿态去叙述沙勒维尔的少年从巴黎到非洲的一生。即使国语翻译失却些原汁原味，但读者仍能轻易在书中找到许多令人心仪的段落。

　　兰波的简介自然不必叙述太多，恐怕他头上已有太多诗歌的桂冠，压得远处的人总要忘了他那时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少年。那少年自诩为“通灵者”，他决绝干脆、狡猾无耻，堕落放荡，并且以此为乐，心安理得。在幼年时兰波即已表现出与常人有别的天才，不管是在诗艺还是在智慧上。上帝如此钟爱这“太阳之子”，不仅赐与他高人一等的聪明，亦还将与众不同的美貌(那曾使魏尔伦终其一生迷恋的美貌)赐与他。他蓝色的大眼睛既闪烁着天真的纯情，又透露出魔鬼的诱惑，他是“贞女”，同时也是“荡妇”。同他相近的人(还是魏尔伦)如何能抗拒他双重的魅力?况且他还有那么多可爱迷人之处，甚至连他的诗歌，亦胜过他们太多倍。在他身后，法国诗坛尽管有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伦等人异彩纷呈，但他们何能生活得像兰波一样惊世骇俗?波德莱尔逝世后整个巴黎仿佛阴沉灰暗的死水池，惟被兰波周身的光芒所映射。纵是以堕落为优良品德的魏尔伦，在离开兰波之后的生活几乎乏善可陈，因他的世界里再不会有一个人的光芒热烈胜过兰波。

　　只是这热烈的光茫有一日竟自己敛去——兰波抛弃了诗歌。所有灿烂的诗篇竟如流星一现，此后他竟再不肯寄希望于他这独一无二的长处上。诗歌不再是他的生活，诗人要“生活在别处”。兰波在诗篇《巴黎狂欢节》中写：

　　生活在别处

　　在沙漠

　　在海洋

　　纵横他茫茫的肉体与精神的冒险之旅

　　洪水的幽魂刚刚消散

　　事实上他一语成谶，抛弃诗歌之后他穿越沙漠和海洋去不断地冒险，甚至将他的生命断送。或可将这解释为一个人自未成年跨向成年的历程，抛弃一些东西后而去索取别一些东西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兰波亦然。他放弃文学也许不过就像是一个成年人丢弃幼稚的玩具一般轻易(也许至高无上的诗歌不过就是兰波厌倦了的玩具)，这实在无可厚非。扼腕叹息的庸人们仰着头望这诗歌的王者，并不能理解他的孤独与自由。

　　二、地狱里的爱情

　　兰波没有爱情。纵然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同性恋爱人是1894年的“诗歌之王”魏尔伦，他们因分手而造就的布鲁塞尔事件比寻常的桃色八卦更使人好奇。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他们对性、诗歌及自由的探索和追求。他们享受着的是堕落欲望的怂恿，而非是恒久忍耐的爱情。假如他们之间一定有过爱情，那应该是在最初的昙花一现。兰波带给魏尔伦的愉悦，是爱、性、自由、放纵、诗歌、艺术的结合物，爱情不过是其中的几分之一，乃是他们渴望享受的需要。兰波在物质上仰赖魏尔伦，且向他提供自己年轻的身体，而魏尔伦太需要兰波那不顾一切的意气解救他性格上的懦弱。这种相互的索求是否能定义为爱情?

　　毫无疑问，作者在重现这一片段时最费力气，与魏尔伦交往的时间正是兰波最辉煌的光景——不论是他的诗歌还是生活。但作者将这一章命名为“与‘可怜的兄长’在一起”，已然奠定他们这一段关系的基调。兰波与魏尔伦的通信多被魏尔伦妻子烧毁，使得传记作者与世人一般对他们爱情的细节一无所知，仅能凭着流传的作品资料与时人描述去再现，由于当事人皆是作家的特殊身份，作品与真相之间的距离亦不得而知。不过读者在阅读时自然可以将主观的意愿与情感代入作品，将这段关系名之为爱情或者其他。传记中所述正如世人所知的那般，1871年，17岁的兰波带着他的诗歌去巴黎面见魏尔伦，此时的魏尔伦已从不安分的少年时代脱出，在母亲的救济及岳父家的包容下伪装成一个“改邪归正”的青年，他可爱的妻子正怀着孕。兰波闯了进来，他带着他玩世不恭的没教养照亮了魏尔伦阴暗的世界——这两个男人开始目空一切的同性交往。《兰波传》的作者不惜笔墨，引用当时各类杂志诗集的原文意图还原真实的兰波，甚至不吝去展现兰波的粗鄙和恶俗，“厚颜无耻”与魏尔伦合作写出“赞美”屁眼诗歌的兰波，同时亦“发出耀眼的光芒，美化了晦涩、生僻的词汇”，作者认为兰波的一些揶揄诗文恰能证明他“以挑战的姿态继续从事自己的文学冒险活动”。

　　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将诗歌与生活隔断，即便天才早慧如兰波。在这段他自己称之为“地狱一季”的生活中，他一面不停创作，一面毫不客气接受魏尔伦的供养。而他日益焦虑，为数不多的零花钱限制着他的自由，亦影响他们的“爱情”。况魏尔伦有时还不敢承认这是爱情，他更愿意将它矫饰成一种对天才的钦佩和惊讶，只是后来他永不能忘却这种惊讶，不仅因兰波的天才，还因他面容上的美。他们短暂分开，又很快粘在一起，兰波还曾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刺伤魏尔伦，他的孤独通过残暴来宣泄，他们的同性肉欲是他郁闷的出口。魏尔伦则在这段关系中表现出一个受虐者的姿态，他的诗文已直白揭示——“尚未得到你信任却朝你爬去!到我背上来，随你践踏罢!”随后，这受虐者终于舍下了自己的生活与兰波私奔，从此二人一同堕入地狱的深渊。

　　这并不是兰波的爱情，他在这段关系中仍旧没有挣脱孤独的困境，寻欢作乐麻痹不了他对自由的追求。他们从巴黎奔赴比利时，一路躲避众人的找寻，坐火车穿越过许多梦幻的城镇，在布鲁塞尔停留了一阵，又转去伦敦。旅行经历成了诗歌创作的素材，兰波一直孜孜不倦地要找到一个能窥视世界秘密的场所，魏尔伦却重新表现出惯常的犹疑。他以各种姿态去美化这一场私奔，不惜否认他与兰波的同性恋情，于是他们分开，再会，再分开，再重聚，直至魏尔伦又一次逃离。1873年，生活的不安定与反复常无常彻底加速了兰波的疯狂，最后不可避免地酿就了布鲁塞尔悲剧。不管魏尔伦的矫情与自杀要胁在其中起了什么发酵作用，兰波到底下了决断，他欲与这“可怜的兄长”决裂而去追求自己的命运。

　　没有人能束缚兰波，魏尔伦亦不能，他射出的两发子弹挽留不住他的爱人，反把他自己送进了监狱。

　　呵，爱情!两位伟大诗人的爱情竟走到了这一荒诞的转折点，造化无形的手将他们推离彼此，魏尔伦获刑，兰波出走，《地狱一季》面世。

　　作者描写了兰波的痛哭，并将其与兰波大妹妹的去世和他自己临终的落泪相提并论，以此说明兰波巨大的痛苦。这段混乱的关系走到了尽头，19岁的兰波绝望地结束了他的前半生，这绝望更因情感的遽变《地狱一季》的出版彰显悲壮。由是传记作者将《地狱一季》形容为“西方世界里最令人神魂颠倒的书”，兰波在其中写道，“生活是人人都要扮演的滑稽戏”，传记作者亦将这句题于《兰波传》的扉页，作为兰波一生的注脚。

　　三、在别处的生活

　　米兰·昆德拉的著名小说原名《抒情时代》，但在最后一刻改作《生活在别处》，那是兰波的毕生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地狱一季》后，他结束了他情感的地狱，跨进了“别处”——海洋与沙漠。

　　兰波从《地狱一季》到《彩图集》之间的生活状态，仅能在旁人的回忆中窥得一鳞半甲，而他的诗文也不过是这段历程的小部分记录，所有人对这段时期的兰波知之甚少。他在英国辗转，后又回到法国，魏尔伦刑满释放，他们作了最后的见面，也许还完成了《彩图集》手稿的交付。

　　至此兰波开始行踪不定的漂泊，在与魏尔伦通过几封话不投机的信件之后，他们的关系止在1875年，而兰波“已无可挽回地进入非文学领域的纵深之地”。作者试图理解与说明兰波的“现代性”，并就“永恒”与“瞬间”作了区别。读者可以参照兰波在《地狱一季》中的著名诗篇《永恒》：

　　看到了!什么?

　　永恒!

　　那是太阳与海

　　交相辉映

　　为了寻找永恒之地(从前是精神方面)，从法国到德国，从欧洲到亚洲，兰波的步子迈得愈大，离他所抛弃的诗歌就愈远。作者对这段旅行的描述只能依赖于兰波友人(包括魏尔伦)的信件和文字，尽管他们未必可靠，但也再无其他资料能回溯兰波的每次出走。可以确信的是，兰波现在是一个现实的开拓者而非理想的歌颂者，然则现实与理想、永恒与瞬间、别处与生活在他心中又是什么样的定义占着多大的比重?

　　1879年兰波因病回到故乡，与前来见他的友人平静简短道，“我不想再去关注文学了。”

　　此一残酷情节作者处理得十分简单，然而读者分明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兰波这颗最闪亮的星星在法国文学界的夜空泯灭了，伟大的诗人已将追求的对象换成冒险与财富。

　　他前往非洲，为商业公司工作，他将欧洲与文学统统丢弃，步入沉默矜持的远行。所幸他还未丢弃他对世界的好奇，青年兰波疯狂地要找寻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

　　漫长的旅程无法安慰他的孤独，金钱的积累亦不能唤回他对诗歌的热情，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兰波——那骄傲的履风之人有朝一日竟将自己的个人风格从文字中抹去，他的信件呈现出规矩却死板的客观，与从前发明新词汇的改革者判若两人。

　　使作者与读者同时为之难过的是，兰波的理智(或者是迷失)仍然是痛苦的，“显然，我到这里来并非是为了幸福”，这三十岁的青年已经过早意识到倦怠同苍老的来临，他充满着怨恨与矛盾，忍受着他自己选择的命运。作者还提到一件不能确认或否认的往事，兰波这时给魏尔伦回了最后一封信，重申自己对文学的毫不留恋及不想再看到他的信了。这多像中年张爱玲在报纸文章上见到胡兰成喋喋不休的回忆而生出的冷淡，所有爱情燃烧殆尽之后的余灰是一般惨白的，不分性别。

　　关于兰波的贸易，作者将从参考信件中攫取的信息巨细无遗地描绘出来，看来更像是想象的小说，因世上遗留最多的证据已将他抬上诗歌的王位，生意人兰波仿佛是遥远的不相干的名字。随之使作者兴奋的是兰波又重新创作文学，一篇散文体的书札被刊登在《埃及海峡报》，但那是不同于诗歌的探险手记，作者是绍阿的军火商而非法国的天才诗人。生活的两个极端亦造成作品的差别，可惜的是他再没有更多作品。绝症与名望同时临幸了他——他感染上天花，风湿痛恶化成骨癌，新近出版的旧作《彩图集》引起巴黎诗坛的轰动，他被奉为颓废派和象征主义的先驱。

　　然而他死了，截肢之后仍死于病痛。

　　在传记与历史中，兰波的生活与其作品都呈现出对立的矛盾，包括他前半生的放荡与后半生的冒险，包括他文学性的华美与先锋性的尖锐。《兰波传》中的兰波真实丰满，行事作风皆能引起熟悉兰波的读者的共鸣。兰波将“生活”与“别处”割裂，可是他到底没有为世人作出解释，生活是诗歌还是磨难?别处是现实还是理想?而他的“永恒”是后半生还是前半生的追求?“瞬间”呢，又是什么?

　　答案已散佚在时间的荒漠里，回顾兰波短暂一生，“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自负贯穿始终——“仅仅成为人对我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我愿意成为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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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尼古拉·阿蒂尔·兰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1854年10月20日-1891年11月10日)，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