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海外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好莱坞专业编剧。1958年生于上海，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硕士学位。长篇小说《扶桑》获台湾联合报长篇小说奖，《人寰》获中国时报第二届“百万长篇奖”。荣获国外国内文学奖十五项，电影奖三项。作品被翻译成英、日、法、荷、意、泰等多种文字。最近她以英文写作的长篇小说《赴宴者》已经在美国出版，中文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正被重磅推荐。

小说的女主人公取名“葡萄”，以干燥的环境下生长出甜蜜多汁的果实，影射了主人公的女性体味，含有丰富的象征寓意。王葡萄是一个血肉丰满的农村妇女，她身上突出的特点是以女儿性与妻性来丰满其母性形象。前两种是作为女人的性格特征，而后一种则暗喻其作为地母之神的神性。小说的情节从葡萄以童养媳身份掩护公爹尽孝与作为寡妇以强烈情欲与不同男人偷欢之间的落差展开，写出了人性的灿烂。在葡萄的身上，作为儿媳爱护公爹与作为女性需要男人的爱两者是相统一的，都是出于生命的本原的需要，人类的爱的本能、正义的本能和伟大母性的自我牺牲的本能高度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民间大地的真正的能量和本质。

传奇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她公爹孙怀清是大地主。打倒土豪劣绅时被打倒了。他亲儿子，心肝上的亲儿子为了进步，把他卖了。后来，她从死人堆里把奄奄一息的公公拔了出来，背了回来，藏在地窖一藏就是20多年。直到最后，葡萄守着公公二大，看着他老死，葡萄的觉悟不低，只是她的想法最本真，她说“爹没了，我就是没爹的娃儿了。”最朴素的，是最长久的，是最真的。她心里没有啥运动，啥革命，啥打倒，她只认人。她在那个疯狂的时代里一直保持清醒，不是她有什么深刻思想、独到见解，是一种天赋，这种天赋说出来也不是啥高不可攀的，就是：真、纯、不贪、不惧。葡萄虽然是寡妇，可她从来不缺少男人的慰藉，她一点都不孤独。但她也绝不是滥交，她有她的底线和原则。她有父亲一样的二大，有儿子，有男人，一个女人需要的还有什么。寡妇的生活比媳妇还有滋有味，因为她从不追求那些虚伪的东西。她永远最直接，最现实。

在严歌苓的小说《第九个寡妇》里，时代背景是细若游丝的，日本鬼子来了，打土豪分田地了，文革了，毛去世了，改革开放了……这一切都是不着笔墨的描写，严歌苓用巧妙的过门儿一带，就带了过去，可却印记鲜明。清晰浮现的是一个人的命运，从古至今，改朝换代，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自然也好，人物也罢，在寡妇葡萄那里，没有过不去的鬼门关，也只有这样的她才可能把自己的公公藏过了走马灯一样变换的场景。她自己浑然不觉经年累月间她有着怎样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外人看她，是个疯狂的寡妇，她自己过着自己的日子。让公公活下来，让男人神魂颠倒，让自己快快活活，视常规礼教而不顾，我行我素，不食人间烟火。

王葡萄完整地体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大地的民族的内在生命能量和艺术美的标准。她的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正是这一典型艺术形象的两大特点， “浑然不分”表现为她的爱心超越了人世间一切利害之争，称得上真正的仁爱。“包容一切”隐喻了一种自我完善的力量，能凭着生命的自身能力，吸收各种外来的营养，转腐朽为神奇。我将这种奇异的能力称之谓藏污纳垢的能力，能将天下污垢转化为营养和生命的再生能力，使生命立于不死的状态。在王葡萄的身上，一切都来自生命本能，这就更加完善了藏污纳垢即生命原始状态的概念。

葡萄救公爹义举的前提是，公爹孙二大本来就是个清白的人，他足智多谋，心胸开阔，对日常生活充满智慧，对自然万物视为同胞，对历史荣辱漠然置之。在这漫长岁月中他与媳妇构成同谋来做一场游戏，共同与历史的残酷性进行较量——究竟是谁的生命更长久。情节发展到最后，这场游戏卷入了整个村子的居民，大家似乎一起来掩护这个老人的存在，以民间的集体力量来参加这场大较量。这当然有严歌苓对于民间世界的充分信任和乐观主义态度，故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表明了，这个村子的居民有一种仁爱超越亲情的道德传统，他们当年能用亲人的生命来掩护抗日的“老八”，今天也能担着血海似的干系来掩护一个死囚老人的生命。严歌苓的创作里总有浪漫主义的美好情愫，那些让人难忘的场景总在拓展民间的审美内涵，如老人与幼豹相濡以沫的感情交流，又如那群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侏儒，仿佛从大地深处钻出来的土行孙，受了天命来保护善良的人们。

严歌苓在这部小说中写以苦难，王葡萄的一生似乎始终伴随着苦难，她七岁时就死了父母，跟着逃黄水的人群逃到了史屯，才被孙家收为童养媳。但严歌苓不是启蒙主义者，甚至都不是人道主义者，她是以一种生活的乐观主义者的姿态进入写作的，她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爱意。因此她的小说不以发现生活的意义为目的，而是把生活看作是上帝对人类的恩赐。即使面对苦难，她不去写人们如何被苦难所压倒，而是要写在苦难中磨砺得更加闪亮的韧性。她以快意的、鲜亮的语言讲述着王葡萄的故事。王葡萄是一个很有主见、也很聪明的女性，生活对她来说是残酷的，但她在生活面前始终是主人，表现出一种强悍的生存哲学。王葡萄十四岁就成了寡妇，但这并不妨碍她理直气壮地生活，也不妨碍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性爱愿望。她的生存哲学是以民间的方式培养出来的。她的公公是她的最重要的老师，启蒙课就是从洗衣服开始的。公公教她有人要考她的德行，所以衣服里有什么东西都不能拿。还不懂事的王葡萄从这里不仅学到了德行，也学会了怎么应事，怎么做人。

作为小说家，严歌苓在《第九个寡妇》中为我们还原了中原大地上中国老百姓的一种活法，从古至今，这种肆无忌惮的活法其实一直香火未断。曾有知情回忆农村生活时描述过乡野旺盛的原始活力，道德伪面具被这些老百姓撕下，即便在最贫穷、最极端的年代，他们自有一派人生哲学，以不变应万变。祖祖辈辈，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战乱与运动其实都没能改变他们苦日子里的这种活法，他们的韧性大到无法想像，就像那句歌词说的“没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