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一直在处于结构性变化过程中，这样的结构性变化，使得文明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存在反复地处在分离状态，自我意识在追求与存在的重新合一过程中，越来越向人们的普遍自觉方向进展。这种结构性变化，其动力机制来自于秩序与集权秩序之间的张力，自身秩序来源于社会、经济贸易过程，来源于人们个体的、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过程;集权秩序来源于朝廷自上而下对帝国进行的总体控制。在均衡中，如果其均衡点过多向集权秩序的方向偏移，则社会会丧失活力;如果过度向自身秩序方向偏移，则帝国会分裂解体。这两种均衡都是不稳定的，最终的制度安排势必是逐渐磨合出的恰当均衡点，才会形成稳定的秩序。
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古代曾经有过三次大的结构性变迁，分别是：1、封建社会，在周代获得完善，终结于秦政。指的是对天下进行分封，封帮内部自治，天子只是作为作为天下的共主存在，对封帮内部事务没有管辖权力，“封建”必然是“割据”的，同时也必然与“专制”对立，因为封建制下，天子根本无能力对天下进行专制。2、豪族社会，从汉武帝时候出现，终结于唐代。豪族初期表现为地方豪强，逐步发展为士族，又演化为门阀、世家大族，对于君主集权起到制衡作用。3、古代平民社会，从北宋开始，终结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了宋代，由于知识传播的成本大幅下降，士绅规模日渐扩大，除入仕者外，余者成为平民社会自我组织的基本核心，豪族社会不可逆的结束了。从豪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转型，社会排斥政府干预的能力大幅下降，同时由于没有豪族这种中间机制的存在，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要求更高，意味着帝国从“伦理世界”进展成为“伦理-官僚世界“。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浮现的现代平民社会，新的经济要素出现在帝国外部。这一轮的大循环的起点向自生秩序方向偏移，旧的均衡被打破，国家走向解体。之后的历史任务就是将均衡点再向集权方向回调，重建统一。这是理解20世纪革命史的一个基本前提。但革命史只是故事的一半，革命本身接下来也要自我超越，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继续向前迈进。而精神的重构与自我超越，很可能是这一轮历史大循环的引领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