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在上一篇《明诗》篇中主要论汉代两晋南北朝的四言诗和五言诗，而则这篇主要讲乐府。“乐府”最早指的是管理音乐的机构用以采集民歌，而这里所要论述的就是采自民间的乐府民歌以及魏晋时期文人创作的乐府诗。刘勰依然从“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维度把握乐府。首先论述乐府的含义、起源及作用，认为乐府来源于“钧天九奏”“葛天八阙”等三代之乐和“涂山歌”等四方之音，配乐的诗歌肇始于上古时，夏殷之世，产生四音。西汉的乐府机关负责采集民歌，但大多为俚俗之曲。《诗经》用来配乐，但先秦时代的雅正之曲在汉代乐府中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接着，刘勰论述两汉到魏晋时期乐府的发展史，秦汉之际，礼乐衰微，乐府产生。随后经历汉武帝立乐府、汉宣帝制雅诗、元成二帝广淫乐、东汉郊庙祭祀杂雅之章、曹魏三祖“宰割辞调”等阶段，到西晋达到“表里而相资”(即乐声和乐章互相配合)的境界。最后一部分，刘勰论述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并指出另立此篇的原因。他认为“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心在诗”，故“君子宜正其文”;并且指出“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

　　刘勰论乐府的态度，基本上还是讲求符合儒家之雅正，并严格区分雅与郑。《赞》词曰：“《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即看出他对当时(汉魏以来)风行的不雅之歌的鄙薄态度，而推崇先秦雅乐，文中他以“艳歌婉娈，怨志诀绝”称呼《碧玉歌》、《华山畿》等也可看出对通俗乐曲的贬低。刘勰的这一态度与“宗经”思想是一致的，因为宗经，所以以先王的雅乐来作为衡量音乐的标准。他提出“乐本心术”的观点，认为音乐对于人心起着重要的作用，乐有雅声和溺音之分，雅声是周王朝的音乐，郑声则为溺音。另外，文中也提到“中和之响，阒其不还”之“中和”说，这体现刘勰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