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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拼图

  最近几个月,我基本处于闭门不出的状态。忙得焦头烂额,加上身体不好,于是下了决心:哪儿都不去,谁都不见。因为即使勉强去了,见了,整个人也是“形不散而神散”,对别人不礼貌。

  从父母那里传来消息:父亲的一位老朋友要来。这位伯伯姓吴,是我们的同乡,又是父亲大学时代的好朋友,20世纪70年代末去了香港,从此很少见面。

  吴伯伯来了,不住宾馆,就住在我父母家里。第二天,妈妈给我来电话,说:“他们想见你,你不能来吗?”我说:“不能。找个时间通一个电话好了。”

  第三天,妈妈又来电话,说:“你吴伯伯还是想见你。他说当年他去香港的时候,你放了学赶来送他,但是没有赶上。他从车窗里看到你失望的样子,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忘记,所以很想见见你。”

  我愣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明天回家见他们。”

  我不记得他说的那一幕了,甚至不记得我去送过他。但是我知道那是真的,因为当时我确实在泉州读书,所以他没有记错。那事真的发生过,而且被一个人在心里记了那么多年。于是,所有闭门谢客的理由都融化了。

  打车回了父母家,客人去浦东参观还没有回来。等了几个小时之后,才见到他们。吴伯伯的轮廓没有大变,只有头发和体态泄露了岁月的秘密。伯母不复我童年记忆中天仙美女的模样,但是有着这个年纪的上海女人少有的单纯的笑容。吴伯伯看了我一会儿,说:“你没有变,如果在路上遇到,我会认出你。”我想:是不是他曾经想象过我们在街头的人流中偶然相遇?

  提起当年的那一幕,吴伯伯说:“那时候,你在泉州北门读书,放学以后赶到华侨大厦门口送我,车已经开了。你远远跑过来,看见车开了,很失望,几乎要哭出来。那个样子我一直记得,这么多年一直记得。”之所以记得,不仅仅因为当年的我是一个小小的孩子,也不仅因为我是他好朋友的女儿,而是在一个离开家乡的人心中,我的面容和他对家乡的最后一瞥重叠在一起。

  而当年,我是那么重视那次分别。因为当时父亲不在泉州,不存在父亲命令我去送行的可能,一定是我自己要去送行,而且一定在上课时心神不定,下课后便一溜烟地跑到华侨大厦——就是骑自行车也要二十分钟的路程。当年我也许觉得那会是永别,因为那时的香港,还是一个遥远的地方,遥远、陌生而难以到达。没有能够见上“最后”一面,我的失望和伤心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岁月已经把这一节抹去了。关于吴伯伯,我记得的,是我更小的时候,和父亲一起到他在石狮的家里做客。那里保留了当时少有的热闹的自由集市,我第一次看到那么丰富的蔬果、那么生猛的海鲜。记得摊贩们纷纷大声招呼吴伯伯,说自己的货好、新鲜。吴伯伯出手阔绰,根本不还价,买了许多鸡鸭鱼肉和海鲜,还有我从未见过的大芦柑。他的家是一幢石头建造的大楼房,今天想起来就是别墅。底层养着一条大狗,我很害怕,所以上了楼就不敢自己下来。吃过丰盛的午餐,当爸爸和吴伯伯聊天的时候,我就在楼上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手里不停地剥着芦柑。再后来,关于吴伯伯的记忆就是1994年我去香港,我从爸爸那里要了吴伯伯家的电话号码,打了几次,不论白天、晚上都没有人接,就没能见上。后来说起来才知道,那时他们去了美国女儿家。

  我们一边吃着螃蟹,一边聊天,感觉似乎没有分别那么多年。他说想看我写的书,我在家里找到三本,都送了他们。往扉页上题词的时候,心里既没有骄傲,也没有自卑,因为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写作者最渴望的朴素的接纳。

  回家的路上,我的心里还满是重逢的温热。但是,那让他难忘的一幕,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在这以前,我一直觉得我的记性很好,而且很小就开始记事。现在看来,也许并不是这样。

  生命是一幅拼图,由许多块小拼块组成。人总是想争取更多更好的拼块,好将自己的人生拼出美好的图案。但是在我们成长、奋斗的过程中,有一些拼块遗落了。有的散落在岁月的某个角落——谁都不能再到达的角落,永远无法回到我们生命的版图上;有的则在某一个故人的手里——没有他们手里的那块小拼块,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不完整的。寻找那些小拼块,然后将其放回生命原本的位置上,让生命少一些空虚和遗憾,这也许就是重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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